卡伦·霍妮（Karen Horney）1885 年生于德国汉堡，父亲是挪威船长。中学毕业后赴柏林学医并接受精神分析训练，师从弗洛伊德门生卡尔·亚伯拉罕，1913 年获医学学位。1932 年为躲避纳粹迫害移居美国，1938 年入美国籍。1937 年出版本书，标志其思想成型；1941 年被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除名后，自创美国精神分析促进会。她是新弗洛伊德学派最重要的中坚人物，1952 年在纽约逝世。

• 01总论：序言与第一、二章——神经症的文化标准与「时代人格」
• 02焦虑动力学：第三、四、五章——焦虑、敌意与神经症基本结构
• 03爱的病态需要：第六至九章——爱的饥渴、获得爱与性欲的作用
• 04竞争、罪感与受虐：第十至十四章
• 05综合：第十五章 文化与神经症

霍妮的理论是一条自外而内的动力链：特定文化（现代竞争社会）造就处境困境，困境在家庭中转化为童年的敌意体验；敌意因压抑不得发泄而滋生焦虑，焦虑沉淀为对世界的深层不信任（基本敌意）与孤独无助感（基本焦虑）；为对抗基本焦虑，人诉诸爱、顺从、权力、退缩四种防御，而防御之间互不相容的冲突，正是神经症人格的结构核心。

• 01一条主轴：焦虑是神经症的动力中枢，敌意是焦虑的主要来源
• 02一个方法：心理学与社会学工具交替使用，拒绝单纯生物学解释
• 03一个批判：以文化决定论取代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

译者冯川把霍妮放回精神分析运动的谱系：这门思潮的历史，就是杰出人物不断偏离和反叛其导师的历史——阿德勒、荣格、兰克、赖希、霍妮、沙利文、弗洛姆、罗洛·梅皆属此列。霍妮作为新弗洛伊德学派（The New Freudian School）的中坚，其修正的核心是以文化决定论取代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。

译序梳理了霍妮生平：汉堡出生，师从卡尔·亚伯拉罕，1932 年赴美后思想发生转变，1937 年出版本书即被正统派视为异端，1941 年遭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除名后自创美国精神分析促进会，1952 年逝世。译序还点出其晚期著作《我们内心的冲突》《神经症与人的成长》中的异化思想，在本书中已初见端倪。

霍妮开门见山：本书目的不是讨论任何特殊类型的神经症，而是刻画我们时代所有神经症患者共同表现的性格结构——推动他们的内心冲突、焦虑、痛苦与交往障碍。重点放在实际存在的冲突与防御机制上，而不是童年经验的简单重演；文化环境不仅为个人经验增添色彩，而且归根结底决定了它们的形式。

面对「这还是不是精神分析」的质疑，霍妮自陈：如果精神分析的本质是弗洛伊德的整套理论，本书不算；如果本质在于考察无意识过程并使之意识化，本书就是精神分析。她主张对弗洛伊德伟大成就的尊敬，应表现为巩固其基础而非教条式复述。全书用明白晓畅的语言写成，面向外行、临床工作者，也面向神经症患者本人。

「神经症」一词在日常使用中意有所指却无清晰概念。霍妮以两个例子切入：甘居下游、拒绝加薪的姑娘，与每周只挣三十块钱、宁肯享受人生的艺术家，都被我们判为神经病——理由只是他们偏离了我们时代公认的行为模式：征服世界、超越他人、攫取金钱。若生活在普韦布洛印第安文化或意大利南部乡村，他们完全正常。

人类学证据进一步瓦解了普遍人性的假设：印第安少年见到幻觉被视为神赐禀赋，基卡里拉·阿巴切人对亡亲之名的禁忌、爱斯基摩人对杀人者的宽容，都与我们的判断相反。弗洛伊德把「女人更嫉妒」归结为生物学的做法，混淆了特定文化的观察与普遍人性。正常与不正常的观念因文化、时代、阶级、性别而不同。

霍妮区分两类神经症：情境神经症是对特定困境的暂时适应不良，人格本身未受损；性格神经症则形成于童年、渗透人格各部分。本书的兴趣只在后者，因为影响人行为的毕竟是性格而不是症状——神经症症状并不是火山本身，而仅仅是火山的爆发。

那么「我们时代」的神经症人格有何共同特点？霍妮给出五种可观察的态度分类：给予和获得爱的态度（对爱与赞扬不加分辨的饥渴）、自我评价的态度（自卑感与不足感）、自我肯定的态度（表达愿望与立场的抑制）、攻击性（支配挑剔或感到受欺压）、性欲（强迫性需要或抑制）。差异只在表现方式，冲突的内容是共同的。

焦虑是神经症的动力中枢。它与恐惧同属对危险的感受，区别在于：孩子仅出丘疹就生怕其死去的母亲是焦虑，孩子确患重病时的害怕才是恐惧——恐惧是对现实危险恰如其分的反应，焦虑则是对危险不相称的、甚至是对想象中的危险的反应。更准确地说：恐惧中危险显而易见、客观外在，焦虑中危险隐而不露、主观内在。

一般人极少意识到焦虑的重要性，因为焦虑可借四种方式逃避：把焦虑合理化为正当的恐惧（如「尽职」的母亲）、根本否认焦虑的存在（只剩战栗、出汗等生理征象）、借酒精药物与工作社交麻醉自己、回避一切可能引发焦虑的处境与想法。回避发展到自动化的程度，就凝结为抑制——不能去做、去感受、去思考某些事情。

焦虑中的主观因素是什么？霍妮的回答是：我们自身的冲动。F 先生深爱 M 小姐，却因莫明发作的醋意，在山道上突然涌起把姑娘推下悬崖的冲动，随即爆发剧烈焦虑——不可抗拒的冲动一旦屈从便招致灾难，这正是焦虑的结构。而各式各样的敌对冲动，构成了神经症焦虑产生的主要根源。

敌意为何必须压抑？因为在憎恨的同时又爱或需要这个人，或不愿承认嫉妒与占有欲。压抑使敌意脱离意识却未被消除，它分裂出去、失去控制，最终经投射把「要伤害我」归于外界——怕雷雨、怕病菌、怕丈夫加害。压抑与投射两重「伪装」叠加，敌意与焦虑遂相互强化，循环不息。

神经症的形成须追溯童年。霍妮考察神经症病人的童年史，发现其共同处境：基本品质的邪恶在于缺乏真正的温暖和爱。儿童能忍受断奶、打骂甚至性经验，只要他感到自己被人爱；而父母的偏爱、不公的责骂、喜怒无常、干涉与嘲笑，即便无意，也会在效果上摧毁孩子的意志，唤起敌意。

孩子为何压抑敌意？四个原因对应四句格言：无能为力——「因为我需要你，所以我必须压抑我对你的敌意」；恐惧——「因为我怕你，所以我必须压抑我对你的敌意」；爱——「我必须压抑自己的敌意，否则我就会失去爱」；犯罪感——「如果我感到自己有敌对心理，我就是个坏孩子」。压抑的敌意转为焦虑，童年的焦虑遂成为神经症的种子。

童年焦虑向外扩散，凝结为对一切人的不信任，即基本焦虑：一种自觉渺小、无足轻重、无能为力、被抛弃、受威胁的感觉，仿佛置身于一个一心要谩骂、欺骗、攻击、侮辱、背叛自己的世界。它与基本敌意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，是滋生任何特定神经症的土壤。它与「生之苦恼」（Angst der Kreatur）相近，却多出一层：敌意。

为对抗基本焦虑，我们的文化提供四种保护方式：爱、顺从、权力、退缩。获得任何形式的爱——如果你爱我，你就不会伤害我；顺从——如果我放弃自己，我就不会受到伤害；权力——如果我拥有权力，就没有人能够伤害我；退缩——如果我向后退缩，就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伤害我。问题在于人往往同时采取几种互不相容的方式，这些不能解决的冲突，构成神经症最常见的动力核心。

• 01爱：「如果你爱我，你就不会伤害我」
• 02顺从：「如果我放弃自己，我就不会受到伤害」
• 03权力：「如果我拥有权力，就没有人能够伤害我」
• 04退缩：「如果我向后退缩，就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伤害我」

爬树比喻：动机决定性质

霍妮用爬树比喻区分正常与病态的追求：为检验体力、鸟瞰风景而爬树是娱乐；因野兽追赶而爬树则出于恐惧。同样的行为、不同的动力：后者没有选择余地，必须立刻就近爬上任何东西——一棵树、一根旗杆甚至一幢房屋。爱的愿望、顺从、追求成功与退缩本是人类的正常潜能，但一旦被用来对抗焦虑，性质就完全改变：自发与选择消失，代之以强迫性与不择对象。因此对爱的渴望堪称标志焦虑存在及其强度的最可靠指征。

「爱的错觉」与不被人爱的信念

神经症病人相信自己要求得极少——只要别人友好、同情、理解即可；他意识不到自己的敏感、潜在敌意与苛刻要求如何破坏关系，只把失败归咎于他人，于是始终追逐爱的幻象，身处「既无力去爱，又极其需要得到他人之爱」的困境。更深的悖论是：即使爱到手，他也无法接受——他固执地相信没有人会爱他，把公开的示爱视为取笑或挑逗；真正的爱会激发焦虑，仿佛解除武装置身吃人生番之中；最后还怕失去自主性，像饥饿者不敢吃怕有毒的食物。

强迫性：从「希望被爱」到「必须被爱」

病态需要不同于儿童的需要：共同点仅在无能为力感，而病态需要的先决条件是焦虑、不被人爱的感觉、不能相信任何爱、针对一切人的敌意。第一个特征是强迫性——爱不是奢侈或快乐源泉，而是维持生命的基本需要：「我希望被爱，我因为被爱而感到愉快」与「我必须被爱，为此我不惜任何代价」的差别，如美食家的讲究与饿殍的不加选择。由此导致过高评价被喜爱的意义与不能独处；分析治疗中依赖的爆发佐证了这一点：分析攻破防御壁垒、暴露潜伏的焦虑，病人便紧紧抓住医生不放。

「你必须只爱我一个人」

永不知足的爱主要以两种方式表现：病态嫉妒与要求无条件的爱。病态嫉妒与实际的危险极不相称——对方任何其他兴趣都是潜在危险，信条是「你必须只爱我一个人」：你待我好，待别人也可能同样好，因此你对我好根本不说明任何问题；任何必须分享的爱立刻丧失全部价值。无条件的爱则有四重内涵：不计较任何激怒人的行为、不要求任何回报、不给对方任何好处、希望对方为自己牺牲一切。其背后是病人深知自己满怀敌意与过分要求，必须用无条件的爱来求得安全感。

对冷落的敏感与恶性循环

病态需要者的悖论：温和的气氛既令人安全又令人感到受冷落。约会延期、等待、意见不合，任何挫折都被视为拒绝和冷落，而冷落具有侮辱的内涵，激起极大愤怒——神经质的少女会因猫不回应她的亲昵而把它摔到墙角。冷落感与恼怒感的联系常处于无意识状态，病人只表现为易怒、疲惫、头痛而不知其所以然。对冷落的恐惧还导致预先回避：不敢送花、不敢找工作、不敢主动邀舞，最终凝结为胆怯与抑制。

收买、乞怜、算账与要挟

尽管障碍重重，病人仍有获取爱的手段，按敌意递增排列为四种：收买笼络——「我深深地爱你，因此你也应该以爱我作为回报」，文化上更常见于女性，因为爱千百年来是女性实现一切愿望的主要门径；乞求怜悯——「你应该爱我，因为我正在受苦并且无依无靠」，痛苦同时成为提出过分要求的正当理由；诉诸公正——「我已经为你做了这事，你将为我做些什么呢」，内心藏着记满人情债的账簿，又极端害怕欠别人的情；威胁恐吓——以自杀相威胁最为常见，霍妮的病人曾以跳河、开煤气相继获得两个丈夫。

爱的需要是焦虑的警报信号

爱的病态需要常以性迷恋或性饥饿的形式出现，弗洛伊德会归因于里比多的不满足。霍妮反驳：性生活完全满足的人同样表现占有欲、无条件的爱与冷落感，这些现象的原因在性领域之外；温情与性欲是两种范畴的感觉，可吻合、转化、取代。分析治疗提供了观察窗口：病人突然纠缠医生、渴望友情时，焦虑往往同步上升——爱的需要高涨如此规律地紧随焦虑出现，足以用作警报信号。夸张的忠诚是附加在暗藏仇恨上的「过度补偿」。

权力追求：对抗软弱的铠甲

对抗焦虑的第二条路径是权力、声望与财富：赢得爱是强化与他人的接触以获得安全，追求它们则是放松接触、坚守个人位置以获得安全。霍妮的著名区分：「对权力的正常追求来源于力量，而对权力的病态追求则来源于虚弱」——后者由焦虑、仇恨和自卑感驱动。一位八岁女孩的病例展示了转化的发生：爱的追求受挫（哥哥疏远、母亲偏爱），屈辱感与压抑的仇恨积聚为焦虑，她转而表现出不顾一切、不愿屈居人后的野心，在班上非拿第一不可。

• 01希望控制自己与他人：他人有事隐瞒便勃然大怒
• 02希望永远正确：被证明有错即恼怒，宁可杜撰答案
• 03希望一切符合自己的愿望：对交通灯的等待都火冒三丈
• 04绝不让步：把同意他人视为软弱，恋爱中既要英雄又要顺从

崇拜饥渴与掠夺倾向

对名望的追求表现为需要吸引注意、受到崇拜的饥渴：挥金如土、结识显要，全部自尊建立在他人崇拜之上，得不到崇拜便一蹶不振。这类人常被称「自恋者」，但霍妮指出这一术语从动力学角度会使人误入歧途：沉溺于自我扩张是为了对抗屈辱感和无足轻重感，恢复被压碎的自尊。对财富的追求则对抗贫穷潦倒、寄人篱下的恐惧，其防御性质见于病人不能拿钱享受。

三种追求同时是敌意的发泄渠道：支配他人——伪装成忠告与领导欲，或用软弱无能像鞭子一样抽打对方，迫使他人照料自己；侮辱他人——在「屈辱感→想侮辱→怕报复→更想侮辱」的恶性循环中放大；剥夺他人——讨价还价的胜利比实际好处更甜美。嫉妒亦属此列：母亲对子女说「谁今天笑得欢，他明天就会哭得惨」，嫉妒指向的并非自己得到，而是他人不得。

无时不在的竞赛

在我们的文化中，权力、名望与财富必须靠个人努力获得，于是竞争以经济为中心辐射一切活动，渗透爱情、社会关系与游戏，在神经症病人的内心冲突中占据核心地位。病态竞争在三个方面不同于正常竞争：其一，不停拿自己与他人衡量，甚至与根本不可能构成对手的人比较——他对人生的感受，可以与一个骑手在赛马中对生活的感受相比较，唯一重要的是能否超过他人，对事业本身反而丧失真正兴趣。

其二，野心不止于更大成就，而要独一无二、卓尔不群，且自认目标总是最高。野心或扩散到一切领域——希望绘画如伦勃朗、写剧如莎士比亚、在实验室准确计算血球——于是心灰意懒、半途而废，天资分散而一事无成；或完全被压抑，病人宣称自己与野心无缘，直到分析松动「保护性的岩层」。其三，野心中隐藏敌意：「只有我才应该是最美丽、最能干、最成功的人」——看见他人失败比自己获得成功更加重要。

爱成为竞争的战场

病态竞争侵入两性关系。性关系成为制伏、贬低对方的手段：男人只对「标准更低」的女人有性欲，对所爱的女人却压抑性欲——通过性交贬低对方的冲动使心爱者变成可鄙的尤物；女人则以性冷淡侮辱对方。这些冲动多是无意识的，借崇拜与怀疑两种方式掩盖：渴望伤害女性者把女性捧上天，想打败男性者沉溺于英雄崇拜。

英雄崇拜式婚姻是典型：妻子因丈夫成功而嫁给他，分享成功的同时又恨他的成功，遂以挥霍威胁财产、以争吵破坏安宁、以毁谤打击自信，在爱的伪装下进行破坏。另一变体是能干的女人婚后放弃事业、退回依赖——「要么全有，要么全无」的病态原则使她拒绝部分成功。爱或崇拜由此充当对破坏性冲动的补偿：掩盖敌意、以不可追赶的距离消除竞争、分享成功、安抚对手以防报复。

焦虑的两种形态：怕失败与怕成功

逃避竞争是病态竞争的直接后果。霍妮指出，神经症病人身陷「野心与爱」的两难：他既极具攻击性地追求唯我独尊，又渴望被一切人爱，而一个人不可能既把他人踩在脚下，同时又得到他们的爱。由此产生的焦虑分化为两种形态：对失败的恐惧，核心是怕受辱——未得全班最高分、考试的小失误，都被体验为灾难性的屈辱；对成功的恐惧，核心是怕招致嫉妒而失去爱。霍妮举出一位有天赋的女作家：因母亲开始写作并取得成功，她完全放弃写作，害怕的不是写得不好，而是写得太好。两种恐惧同出一辙，却塑造出两类截然相反的行为：或通宵苦读，或故意不努力以示不感兴趣。

自贱作用与恶性循环

逃避竞争最重要的方式是「自贱作用」：在想象中把自己放到无比低下的位置，使一切竞争显得荒唐而不可实现。霍妮的洞见是——被贬低的恰是病人最渴望超越他人的那种能力：野心在智识，贬低的就是智力；野心在爱欲，贬低的就是魅力。自卑感由焦虑发动的自我贬低与对实际缺陷的认识共同构成，因其能缓和竞争焦虑而被顽固坚持。代价是真实的失败：潜能与成就的差距扩大，遂以自大幻想补救；幻想一受挫便跌落为绝望与嫉妒，更怕被嫉妒，恶性循环闭合。她引用病人的话：自己像掉进一个有许多门的地下室，无论打开哪扇门都只通向新的黑暗。

• 01焦虑、敌意、受到伤害的自尊心
• 02对权力、声望和财富的病态追求
• 03敌意与焦虑的增加
• 04逃避竞争的倾向（伴随自我贬低）
• 05失败与潜能-成就差距
• 06优越感、自大幻想与对嫉妒的恐惧
• 07敏感加剧，敌意与焦虑升级

犯罪感：症状还是策略？

神经症病人似乎饱受犯罪感折磨：朋友久不来信便自问是否得罪了人，出了差错总认定是自己的错，即使他人明显有错也仍责怪自己。但霍妮提出颠覆性的追问：这些犯罪感是真诚的吗？她列出四条怀疑理由：病人拼命抵抗一切开释他的努力，视犯罪感为不可放弃之物；表达「犯罪感」时并不痛苦，反而欣然爽快；自责夸大而非理性；内心深处并不真信自己一钱不值——若别人当真，他会怒不可遏，且毫无本应伴随的谦卑感。结论是：那些看上去像犯罪感的现象，绝大部分乃是焦虑的表现或对抗焦虑的防御机制。

面孔与面具：恐惧的根源

霍妮把因果颠倒过来：犯罪感不是怕遭反感的原因，而是其结果。神经症病人展示给世界的「面孔」与其下被压抑的攻击性、隐秘要求与软弱感之间差距巨大，他必须全力保护伪装，因而对被人看透极度恐惧。自我谴责于是成为一石数鸟的防御：保护自己免遭反感；借「道德敏感」抬高自尊获得安全感；用自责代替改变；把罪过揽到自己身上，比指责他人更安全。霍妮更把批评指向弗洛伊德：把犯罪感视为终极动因不过是时代思想的反映，真实动因仍是对后果的直接恐惧，故「消极治疗反应」、超我惩罚、道德受虐三种理论均有修正必要。

• 01防御遭人反感的恐惧
• 02借道德敏感抬高自尊、获得安全感
• 03以自责代替实质的人格改变
• 04把罪过揽于自身，回避指责他人之险

受苦的功能：防御、索取与谴责

受苦是病态人格中可理解的部分：它有直接的防御价值——自我谴责免遭谴责，装病求取原谅，自贬避开竞争；它是获得爱与帮助、控制他人的手段；还能以伪装方式表达谴责——妻子因丈夫晚归而生病，比大吵大闹更有效地表达嫉妒，且赢得无辜受害者地位。更深的谜在于：痛苦为何常被夸张到超过策略需要？霍妮借一部丹麦小说说明其「麻醉效应」：作家爱妻被害，他沉溺于最惨烈的想象，让痛苦升至顶点反而获得解脱。夸大的痛苦如鸦片，使真实的痛苦失去现实性——量转化为质，这正是霍妮对受虐动机的独特解答。

自我泯灭与酒神精神

一切受虐倾向共同的底子是内在软弱感。霍妮的答案是：病态受苦最终指向自我泯灭——消融于更大的整体，消除个体的有限与孤独。这正是尼采所谓从「个体性原则」中解放的酒神精神，见于酒神崇拜、太阳舞的肉体折磨、中世纪的鞭笞教徒，以及《奥义书》的表述。但神经症病人的自我湮没不同于酒神狂欢：他不是为再生而暂时投入，而是要泯灭整个痛苦的自我；因此人格未受损部分以「怕疯狂」的恐惧反抗之，而西方个人主义文化又不提供合法的满足渠道，满足遂难得实现。受虐幻想与性变态因而成为妥协形式：既获得暂时的解脱，又避免彻底自毁。

神经症的文化标准

末章收束全书的论证：个体差异无限多样，但神经症赖以形成的核心冲突始终相同，且与文化中健康人面临的冲突同源。判定标准不在冲突之有无，而在「个人是否感到这些冲突已成为他的桎梏和障碍，他能否正视这些冲突并直接地应付和解决」。霍妮继而勾勒现代文化的社会学前提：经济建立在个人竞争之上，人人互为潜在对手，敌意潜伏；对失败与报复的恐惧弥漫；成功决定自尊——「如果他成功，他就有一定价值；如果他失败，他就一钱不值」；孤独随之而来，爱遂被高估为对这一切的补偿，并成为幻象。这便为神经症的形成准备了温床。

• 01人与人之间潜在的敌对性紧张
• 02对失败、对报复的弥漫性恐惧
• 03以成功为标尺、摇摇欲坠的自尊心
• 04情感上的孤独与不安全
• 05对爱的过度需要与幻象化高估

神经症：文化的副产物

神经症的冲突是文化矛盾的缩影。霍妮列出三大矛盾：其一，竞争与成功的原则要求人凶狠进取，基督教理想却要求谦卑忍让；其二，需要不断被「高消费」「向他人看齐」的广告刺激，满足却处处受挫；其三，个人被告知自由自决，实际却受制于出身、职业与环境的限制。神经症患者以过分强调的方式体验这些困境：他的攻击与妥协倾向、过多要求与怕一无所有的恐惧、自我扩张与软弱感，正是文化矛盾的人格化。结论因此水到渠成——神经症患者正是我们当今文化的副产物。

《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》是精神分析社会学转向的奠基文本。它以文化决定论置换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，以对焦虑与防御的功能分析置换本能溯源，并首次由一位女性分析师系统反驳「女性受虐与嫉妒乃天性」的论断。其遗产与争议同样醒目，评述如下。

续读霍妮与她的论敌

结语：八十余年后重读此书，霍妮最动人的不是她的结论，而是她的姿态——把「不配感」「怕成功」「怕被看穿」这些私密的苦恼，勇敢地放回社会结构的聚光灯下。当竞争的鞭子换了更精致的皮条，当「安分守己、不要引人注目」与「成为最好的自己」在同一张屏幕上轮流训诫我们，这本书仍是一面镜子：照见的不是怪物，而是文化中的我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