米歇尔·福柯（Michel Foucault，1926—1984），法国哲学家、思想史家，法兰西学院思想体系史教授。其研究围绕权力、知识、主体三大轴心展开。本书1975年问世，福柯称它为『我的第一部著作』——既指成熟之作，也指领衔之作：它开创了权力微观物理学的方法，示范了系谱学如何书写惩罚、身体与规范。

• 01第一部 酷刑：公开处决作为君权仪式的运作与消失
• 02第二部 惩罚：启蒙改革者以符号—表象重排惩罚权力
• 03第三部 规训：纪律技术训练驯顺而有用的肉体
• 04第四部 监狱：监狱体制制造过失犯罪并扩散为监狱群岛

本书是一部惩罚的谱系学。福柯拒绝把刑罚史写成人道进步史，转而追问：惩罚权力如何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作用于肉体与灵魂？全书四部构成叙事弧：从旧制度君主以酷刑报复犯罪，经启蒙改革者以符号改造观念，到规训技术训练肉体，最终监狱体制扩散为遍及社会的『监狱群岛』，现代灵魂也随之诞生。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的『学术前沿』丛书，旨在译介二战结束以来、尤其是1960年代之后国外学术界的前沿著作，以期促进中国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反思，回应学术前沿的重大难题。本书即列入该丛书，于1999年出版。总序交代了中文学界接受福柯的语境：在世纪之交的社会转型中，汉语学术需要前沿理论资源来回应自身的问题。

两种惩罚场景的对列

1757年3月2日，达米安因谋刺国王被判处公开酷刑：在巴黎教堂大门前认罪，在格列夫广场被铁钳撕肉、浇注熔铅沸油，再四马分肢、焚尸扬灰。福柯接着引出一份八十年后的『巴黎少年犯监管所』规章：几点起床、几点劳动、几点学习，精确到分钟。两次惩罚相隔不到一个世纪，福柯却称之为『一个时代』：正是在这期间，整个惩罚体制重新配置——作为公共景观的酷刑，让位于高墙内的作息表。

从公开景观到隐蔽程序

到18世纪末、19世纪初，『阴森的惩罚盛会』逐渐消逝。两个进程不同步：作为公共景观的惩罚消失——法国1791年废除公开认罪，示众柱刑1789年废除，铁链囚犯队被不显眼的黑色囚车取代；处决中的痛苦也被压缩——1791年法典规定『凡被判处死刑者均处以断头』，断头机把死刑变成瞬间完成、几乎不触碰肉体的动作。惩罚退入高墙，成为刑事程序中最隐蔽的部分。

肉体：权力与知识的中介

福柯提出全书的方法论基础：肉体直接卷入政治领域——权力关系控制它、训练它、折磨它；同时肉体作为生产力被经济地使用，只有被征服体制控制的肉体才成为有用的劳动力。这种关于肉体力量的知识与驾驭，构成『肉体的政治技术学』；国家机器与各种机构所运用的，则是一种介于重大功能运作与物质性肉体之间的『权力的微观物理学』。

惩罚对象从肉体转向灵魂

如果说最严厉的刑罚不再施加于肉体，那么它施加于什么？1760年前后的理论家给出答案：灵魂。马布利总结道：『惩罚应该打击灵魂而非肉体。』自此法官开始审判罪行之外的东西——评估罪犯的危险性、矫正前景与『正常化』可能。福柯把这理解为现代灵魂的系谱：这个灵魂不是神学实体，而是权力解剖学的效应和工具，因而是『肉体的监狱』——恰好颠倒了柏拉图以来『身体是灵魂的监狱』的传统。

何谓「肉刑」（Supplice）

直至法国大革命，刑罚基本形式由1670年法令规定：死刑、拷问、苦役、鞭刑、公开认罪、放逐。酷刑占据重要地位，但福柯提醒：它并非无法无天的狂暴。若古在《百科全书》中把『肉刑』定义为『引起某种令人恐惧的痛苦的肉体惩罚』；福柯进而提出酷刑的三条标准——痛苦必须可精确度量、按等级计算；酷刑须是标明受刑者的仪式；它必须引人注目，几乎是一场凯旋式。痛苦在酷刑中是一门受调节的量化艺术。

秘密程序与公开仪式

古典刑事司法呈现一种悖论结构：调查与判决全程秘密而书面，被告对证据茫然不知；但判决必须通过犯人的肉体向所有人昭示——公开处决把秘密程序的结果搬到广场上。因此公开处决具有司法—政治功能：它是重建一时受伤害的君权的仪式，用过剩的暴力展示君主『无坚不摧的力量』。福柯强调，这不是前一个时代的残余，其全部机制都蕴藏在刑法制度的政治功能之中。

民众：从观刑者到反叛者

然而仪式有失控的一面。处决日工作停顿、酒馆爆满，民众向刽子手掷石、抢夺犯人；在展示罪恶与无敌权力的仪式中，民众感到自己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受刑者。阿维农、巴黎的骚动一再显示：暴力方向可能在瞬间逆转，受刑者变成怜悯甚至歌颂的对象。福柯指出，废除公开处决仪式，除恻隐之心外，国家权力对仪式多义效果的政治担忧也是重要因素；改革者的最初呐喊之一，正是废除这种不再能吓倒民众的手段。

惩罚改革的政治经济学

公开酷刑遭批判的真正目标不是司法特权的枝节，而是其本原——君主的『至上权力』。18世纪改革者的纲领，与其说是确立更公正的惩罚原则，不如说是重新安排惩罚权力：使其分布更合理，既不过分集中于特权点，也不分散为对立机构；使其产生更稳定、更有效、更持久的效果。改革是要减少经济代价（摆脱财产制与卖官鬻爵）和政治代价（摆脱君主专横），让审判权脱离君权、获得连续效果。

酷刑、符号、规训

到18世纪晚期，三种组织惩罚权力的方式并存。君主制模式：惩罚是君权的仪式，以报复性标志施加于肉体，制造恐怖；改革派法学家模式：惩罚使人重获权利主体资格，用可传播的符号—表象改造灵魂；监狱模式：惩罚是对人的强制技术，通过习惯与行为中的痕迹训练肉体。标志、符号、痕迹；仪式、表象、操作——三种机制对应三种权力技术学。第二部《惩罚》将展开前两种模式的争论，第三部则追踪规训技术的胜利。

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，欧洲惩罚体制被整体重新配设：作为公共景观的酷刑消失了，示众柱、烙印、铁链囚犯队相继废除，惩罚「愈益成为刑事程序中最隐蔽的部分」。福柯提醒，这不等于简单的「人性胜利」：惩罚的效力不再源于可见的强烈程度，而源于它的必然性，受惩罚的确定性取代了公开的可怕场面。

刑罚严峻性持续减弱的表象之下，福柯发现的是「惩罚对象发生了变化」：最严厉的刑罚不再施加于肉体，而是深入灵魂、思想、意志和欲求。罪犯的「非肉体」层面——心理、人格、意识——成为刑法干预的新场域，围绕它生长出精神病学、犯罪学知识与整套人道话语。

福柯断言，刑罚人道化背后是「一种精心计算的惩罚权力经济学」：改革不是新情感状态的产物，而是对待非法活动的新政策——不是惩罚得更少，而是更有效、更普遍、更深地嵌入社会。启蒙思想家提供了通用处方：以符号学为工具，把精神当作可供铭写的表面，通过控制思想来征服肉体。

改革者的理想刑罚不再制造肉体的实际痛苦，而要在公民头脑中植入「痛苦观念的痛苦」。刑法需要锻造犯罪观念与惩罚观念之间的联想锁链——障碍-符号体系。惩罚作用于表象而非肉体，公众的头脑成为可供铭写的表面，「精神」取代肉体成为权力战略的中心。

改革者提出符号技术的六条原则：最少、充分想像、侧面效果、绝对确定、共同真理、详尽规定。刑罚应同犯罪类比，仿佛出自「事物的本性」；还要像林奈分类那样编成犯罪-刑罚对照表。由此出现「惩罚之城」的乌托邦：数百个小惩罚剧场遍布社会，每个惩罚都是一则寓言。

17世纪初的理想士兵靠天然体魄与胆量即可一眼辨认，他的肉体是力量与勇猛的纹章。到18世纪后期，士兵变成「可以创造出来的事物」：用一堆不成形的泥、一个不合格的人体，就能造出所需机器。体态被逐渐矫正，强制慢慢通过人体各部位，变成习惯性动作——农民被改造得具有「军人气派」。

新规训技术有三点新颖之处：控制范围上「零敲碎打」地处理肉体——运动、姿势、态度、速度；控制对象从符号转向机制、运动效能与力量；控制模式是持续强制，监督活动过程而非结果，按严密划分的时间、空间和活动编码进行。真正重要的仪式是操练。

规训从肉体中创造出四种个体：单元性（空间分配）、有机性（活动编码）、创生性（时间积累）、组合性（力量组合）。规训权力不是挑选和征用，而是「训练」：把混杂流动的肉体变成多样性个别因素。规训权力锻造的是既作为操练对象、又作为操练工具的个体。

规训权力的成功「无疑应归因于使用了简单的手段」：层级监视、规范化裁决，以及二者在检查中的组合。监视使规训权力成为「内在」体系：分层的、持续的、切实的监督不是教学或生产的附加物，而是提高效能的机制。学校的「干事」体系、军营哨位、工厂监督，让视线网络覆盖整体。

规训机构中永远运转着「小法庭」：迟到的学生、不规范的姿势、不端的举止都会受到处罚。规训处罚的功能是缩小差距——依据个人行为与规范的距离做出裁决，等级、奖励与惩罚都属于矫正与训练。福柯由此揭示「规范」权力的兴起：规范的力量贯穿在纪律之中。

检查把层级监视与规范化裁决结合起来：它「是一种追求规范化的目光，一种能够导致定性、分类和惩罚的监视」。考试、阅兵、会诊、视察把个人置于书写档案之中，使每个个体成为「个案」。检查确立了个人的能见度，以便区分、判断与处置每一个人。

福柯以17世纪瘟疫流行城市的管制命令为例：空间被分割、每户封闭，区长、里长逐户清点，人人被固定在位置上，一切情况被登记。用以对付瘟疫的是秩序。与驱逐麻疯病人的排斥实践不同，瘟疫引出分割与监视的规训方案——一个治理完善的城市的乌托邦。

边沁（Bentham）的全景敞视建筑是规训机制的理想形态：四周环形囚室，中心瞭望塔。逆光之下，囚室中的人被一览无余而看不到监视者。由此产生主要后果：在被囚禁者身上造成「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」，使权力自动发挥作用——监视无需实际在场。

全景敞视模式「注定要传遍整个社会机体」：从监狱设计纲领扩散为规训社会的基本运作程序，与人口增长、生产机构扩大等进程相伴。福柯总结：我们不是置身于圆形竞技场或舞台上，而是处于全景敞视机器之中。

• 01惩罚温和化＝对象从肉体转向灵魂
• 02符号技术作用于表象与观念
• 03驯顺的肉体：微分权力与政治解剖学
• 04规训三手段与全景敞视的扩散

「如果说监狱是与新法典一起诞生的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」当社会尚未把监狱写进法律时，分配人员、固定空间、榨取时间、维持可见、积累知识的规训机构已在法律之外形成。刑事拘留的原型——根特、格洛斯特、沃尔纳街监狱——是转变的可见标记而非起点：18 世纪立法引入拘留刑罚时，也使规训机制征服了法律制度。

巴尔塔尔（Baltard）把监狱称作「彻底而严厉的制度」。它必须是最彻底的规训机构：对身体训练、劳动能力、日常行为、道德态度、精神状况负全面责任——学校、工厂、军队只涉及某些方面，监狱则是「全面规训」；没有任何外界干扰与内部断裂，实行不停顿的纪律；对犯人施展几乎绝对的权力。

教养机构从司法手中接收的是被定罪的人，但它施加作用的对象却不是罪行、甚至不是犯罪者，而是另一个角色——过失犯（delinquent）。「履历」的引进使「罪犯」被确定为先于犯罪、甚至与犯罪无关的存在；心理学因果论与精神病学话语在边界上交叉，形成「危险分子」观念，犯罪学由此诞生。

从公开处决到监狱刑罚不是向「无差别刑罚」的转变，而是从一种惩罚艺术向另一种精巧惩罚艺术的转变，其象征是 1837 年警务马车取代铁链囚犯队。铁链队保留着旧仪式的展示结构：钉项圈的断头台仪式、十万观众围观、辱骂与同情交织，甚至沿途引发抢劫与骚乱。取代它的不是简单封闭马车，而是一种「活动监狱」。

监狱从诞生起就被宣布为失败：它没有降低犯罪率；拘留制造累犯（从中央监狱出去的人 38% 被再次判刑）；获释犯人的处境——警察监视、证件羞辱、难以就业——必然逼其再犯。但一个半世纪以来，对批评的回应始终是重申同一条教养路线：1945 年阿莫尔委员会的措辞与 1847 年布鲁塞尔教养会议几乎逐字相同。

• 01改造原则：以改造犯人、重返社会为宗旨
• 02分类原则：按性别、个性、堕落程度安置
• 03刑罚调节原则：按改造进度分级渐进
• 04工作义务权利原则：劳动是减轻痛苦的因素
• 05教养教育原则：监禁是一个教育问题
• 06专业监管原则：由教育者与医生专业监管
• 07辅助制度原则：出狱后仍受监督与帮助

福柯提出一个倒转的假设：监狱极其成功地制造出过失犯罪——一种在政治上或经济上危害较小、有时可以利用的非法活动形式。警察-监狱体制从各种非法活动中分割出一个可操纵的过失犯罪：警察监视给监狱提供罪犯，监狱把罪犯变成过失犯，过失犯成为警察监视的目标与助手——「三位一体」，构成永不中断的循环。

福柯为「监狱体制」选的诞生日期不是颁布刑法典的 1810 年，而是 1840 年 1 月 22 日——梅特莱（Mettray）农场正式开始使用的日子。在那里可以发现「修道院、监狱、学校、兵团」：囚犯被分配在等级严明的小班中，同时奉行家庭、军队、工厂、学校、司法五种模式；囚室墙上写着黑色大字：「上帝注视着你」。

监狱把惩罚程序变成教养技术，「监狱群岛」把它扩散到整个社会，造成「监狱连续统一体」：从最轻微的强制不间断地延展到最长的刑事拘留。其结果是规范（norm）的统治——「对是否正常进行裁决的法官无处不有。我们生活在一个教师-法官、医生-法官、教育家-法官、『社会工作者』-法官的社会里。」

译者在后记中说明：「规训」是特意杜撰的译名，意为「规范化训练」。法文书名 Surveiller et punir 直译是《监视与惩罚》，福柯本人建议英译名 Discipline and Punish——discipline 兼具纪律、教育、训练、校正、训诫与「学科」多重含义，而「规范化」是这种权力技术的核心特征。单数译「规训」，复数译「纪律」。

• 01规训＝discipline，意为「规范化训练」
• 02古典时期＝绝对君主制至大革命时代（classical period）
• 03表象＝representation，亦译「观念」「再现」
• 04过失犯＝delinquent，指有犯罪倾向者、习惯性犯罪者
• 05规范＝norm，动词与动名词统一译「规范化」

《规训与惩罚》（1975）是 20 世纪人文学科引用率最高的著作之一。它把刑罚史从制度史改写为权力技术的系谱学，提供了「规训社会」这一影响深远的批判框架；同时，其经验基础、方法论与总体化判断也一直是争论焦点。以下从贡献、争议与当代回响三方面评述。

与福柯对话的八本书

结语：从达米安在格列夫广场的四马分尸，到梅特莱农场墙上的「上帝注视着你」，福柯讲述的不是惩罚的进步史，而是权力技术从戏剧到技术的转换史——酷刑让位于教养，展示让位于监视。合上书页，当代读者发现自己早已身处规训社会的升级版本：平台、传感器与数据画像让「可见而无法确知」成为日常。这本书的最后一个问题依然有效：我们如何既批判规训的过度，又守住对安全与公正的诉求？